规避宁波产业链跨国转移风险的对策建议

admin1年前 (2024-09-27)宁波产业信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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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投资产业转移取决于投资国配套产业基础，本产业国内市场饱和程度和产业链完备程度。以宁波市纺织行业的色纺纱为例，国内色纺纱市场趋于饱和，竞争激烈，且产业链完整，技术成熟，企业会把色纺纱的原料采购、纺织、印染等环节全部或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稳定甚至收缩国内占比。现阶段，国内生产能力仅占总体生产规模的40%，宁波企业未来仍然会继续扩展越南的生产规模，通过越南产业园增加商品生产和出口。另外，对于纺织业上游的棉花供给，国内只能满足60%左右，从越南进口棉花可以免除进口关税，也不受进口配额影响。企业不同环节的安排与当地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如有些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设立装配中心，实现了装配环节的转移，其他生产环节主要依靠国内，原因是国内配套产业比较发达，钢铁等原材料价格相比东南亚国家具有优势。

　　宁波以技术寻求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链转移方向主要是欧美地区，以规避关税为目的的转移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开始转移的企业中，55%的企业在东南亚地区，30%的企业在越南进行投资。中美贸易摩擦下出口关税上调，加上国内劳动成本上升，我市加工制造企业为继续生存下去，加速向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数据显示，现有的38个制造行业中，32个行业的相关企业已经或者即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其中纺织服装、仪器仪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专用设备、木材加工等行业转移比例较高，这些行业的共同点是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附加值相对较低。

　　产业链转移是世界贸易发展的必然，也是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重要举措。现阶段宁波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市场驱动、技术驱动和资源驱动三种类型，少数是美国贸易政策下的被动转移，其目的是通过产业转移化解当前的成本危机。从产业链完整性来看，当前宁波产业链转移是有序的，但是应该警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大规模转移，关注供求市场和贸易政策对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影响，适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产业链转移的安全性。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加速了宁波部分企业向东南亚地区的转移速度，但是总体来看，这种形式的产业链转移占比较低，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集群转移并未出现。

　　一是政治风险。东道国频繁政党轮换、政府违约等现象会给投资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以泰国为例，由于其位于东盟地区的中心且市场潜力较大，是宁波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桥梁和平台，仅泰中罗勇工业园就有20多家浙江制造企业，包括富通、中策、奥克斯等龙头企业。泰国政局相对比较复杂，自1932年立国到2014年，泰国先后发生了20次军事政变，举行了25次大选，颁布了18部宪法，动荡的政局会给企业工人雇佣、产品销售带来重大影响。二是经济风险。企业去发达国家投资面临的经济风险体现在技术封锁上，技术封锁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垮对方龙头企业以削弱其整体竞争力，其中包括美国对华为在5G方面领先态势的打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就是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和科技进步，为了在新一轮竞争中胜出，必然会增加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三是宗教文化风险。目前，宁波企业走出去目标国多集中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这些地区宗教多元化程度较低，东道国居民对外来企业的接纳程度普遍偏低，双方文化融合性较差，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明显。我国在参考风险值时多数是依赖海外评级机构，缺乏属于自己国家的风险评级机构。

　　一是产业配套不完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因劳动和土地成本较低而备受企业青睐，但是这些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不高，产业配套设施欠缺，导致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料零件需要在国内采购，从而增加了采购和运输成本。比如，印尼的农业和油气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优势明显，越南只有木质家具产业链相对完整，制造业配套的上下游产业不连续。二是产业链断裂和降级风险。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关键零部件供给不力会使产业链面临断裂的风险。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国内汽车生产所需的发动机、晶体管等零部件主要从日本进口，一旦疫情使零部件的生产和运输受阻，相关汽车企业可能会停产。因此，宁波制造业只有找到关键零部件的替代产品，才能维持产业链的健康运行。三是产业链外迁风险。近年来，面对国内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急剧上升，宁波机电、纺织等相关产业开始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价格不到国内的一半，而且政府颁布了比较有利的招商引资政策，企业可以低成本使用东道国的土地。也就是说，全球的生产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同时制造业投入产出比的变化不可避免促使企业通过地区转移实现要素替代。就宁波而言，纺织服装、皮革鞋帽等产业容易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电子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产业将回流至发达国家；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将转移至环保标准较低的周边国家。

　　一是生产成本飞涨。随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东道国各项生产成本也出现急剧上涨。以越南为例，2018年工人月工资为237美元/月，2021年为252美元/月，2021年4月，该国又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5.7%；工业用地租金每年以5-8%的速度增加，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的工业用地租金增加速度更快。二是原产地认证风险。在国际贸易中，美国要求从越南中转的商品提供原产地证明，从而加大对竞争对手的限制，如果原产地比例提高到一定标准，越南以现有的实力无法实现，因此只有把企业迁移到越南，才能实现原产地大于60%的基本要求。三是专业人才缺乏。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专业人才不仅要精通本专业，而且对东道国的语言文化、法律体系、商业惯例和产品标准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指导国际商务活动。但是目前，我市企业此类的综合性人才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支撑远远不够。

　　一是注重产业链的整体保护。从全省产业链稳健性出发，一方面，科学引导产业链转移的方向和规模；另一方面，关注并保护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保持本市产业链的完整性，加强关键技术保护。二是健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海外风险评估制度，建立政治风险智库或研究机构，对投资目标国政治、经济和法律政策进行系统研究。加强企业走出去风险预警，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风险保障体系，简化保险办理程序，增强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三是建立产业链转移信息交流平台。通过与高等院校合作，对我市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国家进行政策、法律、商业惯例和文化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了解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政策诉求，在此基础上针对企业走出去的方向进行培训，帮助企业实现安全转移。鼓励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型公司进行联合投资，共同抵御风险。有序引导比较优势产能的转移，通过延伸国际产业链进行境外产业布局。同时对转移企业进行必要的监管，监督产业链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转移。

　　一是鼓励产业链高端企业和产业关键环节留在本土。按照《浙江省鼓励和引导发展总部经济的若干意见》中“留住总部、培育总部、引进总部”的要求，引导和培育本土企业（机构）总部，鼓励产业链高端企业和产业关键环节留在宁波。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分类培育专业性总部、区域性总部、综合性总部。二是建立与总部发展配套的服务平台。推进由政府引导、企业共同参与的集成服务体系，完善与总部经济相协调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条件，通过总部经济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发挥总部对上下游产业的辐射效应，从而确保关键技术和生产附加值高的环节留在本土。三是建设国际化人才队伍。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发达国家建立专门的研发机构，有目的地引导高校和企业培养通晓国际法律、商业惯例、政府政策和文化传统的综合型人才，有计划地组织国际化人才交流和培训，并与当地研发中心合作，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

　　一是进一步完善综合服务平台。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目标国制定具体的服务方案，建立“海外投资保险统保平台”，降低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政策和法律风险。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扩大现有专项资金的规模，确保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持续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降低投保门槛，简化投保程序、提供优惠费率，提高企业的投保比例和保障力度。三是研究设立宁波企业走出去发展基金。综合运用基金、债权等多种方式，对战略意义重大、前期投入较多的项目给予支持，主要用于能源安全、富余产能输出、“卡脖子”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